作者：赵志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ChatGPT类大模型加速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引领人工智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固有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难以解释、事实性错误等能力局限，对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带来深远影响，引发了全球对大模型广泛应用安全风险的热议。如何应对人工智能风险并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主动，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已成为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
大模型技术引发新的安全风险和治理挑战。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的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伴随着误用滥用情况的增加，经济社会领域的多重安全风险也在交织叠加。
一是放大隐私信息泄露风险。当前，人工智能开发者和服务提供者可能利用用户数据进行优化训练，但相关服务条款却并未对数据使用做出解释说明，可能涉及在用户不知情情况下收集个人信息、商业秘密等，安全风险较为突出。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部分欧洲国家对大模型进行了严格监管和审查，甚至考虑禁止ChatGPT等人工智能应用。
二是舆论引导与文化渗透风险。在舆论和文化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可被用于算法引导、平台渗透、网络监控、内容生成等信息处理环节，由大模型驱动的文本创作工具可能产生颇具影响力或说服力的信息，使得虚假信息不易被识破，负面舆情传播速度加快，进而导致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是情报军事领域应用的新威胁。人工智能的自动生成代码功能使黑客技术的习得过程更为容易，使网络攻防的更新频率大幅提升。利用ChatGPT类大模型可以帮助机器学习识别更加复杂的文本及实体，或将扩大无人军用智能无人装备的应用，增大军事对峙摩擦，对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风险持续蔓延的形势，增强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成为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及产业界等共同关注的议题。
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不断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所致的内生安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衍生安全以及影响和决定人工智能前景的发展安全问题进行系统性治理，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人工智能治理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并要求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和评估体系。我国不断完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为新技术的快速应用奠定法律基础。研究制定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管理规定，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引导和规范，保障相关技术产品的有序发展。先后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设定道德约束，促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此外，我国也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坚持伦理先行、和平利用、安全可控等治理原则，呼吁加强对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监管，以负责任的态度促进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推动形成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强大合力。尽管已开展一系列治理行动，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还面临诸多全球共性难题。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并不具备较强的可解释性、准确性和真实性，难以完全实现人工智能治理所倡导的透明度、可靠性和安全性。如何在创新发展和有效监管之间取得平衡也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既要避免过度监管阻碍技术发展，也要防止管理力度不够而引发严重问题。
当前，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国际科技、经济及政治领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我国正处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阶段，必须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调动各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健康有序融合，以高水平科技安全保障国家总体安全。一是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机制。坚持审慎监管、开放包容原则，强化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完善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制度。二是增强法治保障能力。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立法，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利用等法律问题研究，建立追溯和问责机制，清晰界定人工智能相关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边界，从而保障各类群体的合法权益。三是增强人工智能技术治理能力。强化人工智能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技术研发，强化对人工智能算法和模型的审计监管和对人工智能系统安全性测试评估，增强抗系统性风险能力。四是增强国际安全合作能力。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理念，在《中国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等基础上，发挥联合国、G20、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作用，拓展人工智能安全共识，避免人工智能滥用带来的安全风险。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